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，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，為甚麼忽然有宗教復興？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，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。這二人，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，也是世界文壇上的傑出人物。他們對於基督教，有深誠的信仰，他們的小說裏，流露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，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。
托爾斯泰（Count Leo Tolstoi, Sep. 9, 1826-Nov. 20, 1910）和杜思托耶夫斯基（Fyodor Dostoyevsky, Nov. 11, 1821-Feb.9, 1881），生在十九世紀的俄國。那時，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，影響到俄國的虛無主義（Nihilism）。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，竟出現了這兩顆輝煌的巨星。
托爾斯泰伯爵出身貴族，擁有廣大的田產，過着舒適的生活，甚受人尊敬。但他從早年就感覺內心的不滿足，嚮往屬靈生活。他期求絕對的道德生活，和永遠的福樂。但他注視自己的內心，環察周圍的社會，是充滿了可厭的醜惡。
在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（Voyna i Mir, War and Peace）裏，他藉書中人物，說出自己的心意：
如果活着只是眾惡莫作，就可以心安，不必悔改，那是不夠的。我以往是這樣行—為自己而活，失去了生命的意義。現在，我是為別人而活—至少是想如此作—到現在，我才體驗到人生的喜樂在此。
戰爭與和平以1805至14年，拿破崙侵俄前後的時代為背景，但不僅是一部戰爭歷史小說。作者描述人的野心，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。出版後（1863-69）為他帶來極高的聲譽，成為世界名著。但作者的內心，也沒有和平，平安。
1873年，托爾斯泰的兩個孩子早逝，這使他更轉向研讀聖經。到1879年，是他靈命的轉變。本來他就關心佃農，為他們的子女興辦學校，自己制訂課程；現在，他更感到擁有鉅大的財富，是可恥的罪惡，甚至想要自殺。
1880年，托爾斯泰決定從事體力勞動維生，並且幫助貧苦農民耕作；後來學了製鞋的手藝。此後，他的著作多是有關宗教，道德，社會問題。其中一項，是經濟改革。托爾斯泰和孫中山一樣，受了美國理想家喬治（Henry George, 1839-1897）的影響，認為徵用土地增值稅，是解決財富分配的方法。雖然，這種觀點，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認真以為可行，但廣有田產財富的托爾斯泰認真倡行，革自己的命，是與別人不同的地方。誰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篤誠呢？
晚年的時候，托爾斯泰的心願，越來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。他很想把全部財產都分給貧窮的人，但是妻子和長子不跟他同心，這使他的意願不能達到。現在唯一可行的道路，是離開家，找一個僻靜的修道院，去過貧窮的生活，與神親近，求取內心的平安。托爾斯泰出走的計畫，只有他的小女兒預先知道。在她協助下，他與一名醫生，走向一個小火車站。歲晚風寒，八十二歲的老人，在那裏染上了肺炎，不久即逝世。
他的死，幾乎是殉道者的死，表現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，也一樣的感人。但他筆下的作品，流露出愛的芬芳，持久存在。
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親，是莫斯科一所慈善醫院的醫生。當少年時，杜思托耶夫斯基進入陸軍工程學院受訓；但他的性向喜歡文學。他十八歲那年，父親被自己的一名佃農殺害。二十三歲那年，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，離開軍中生活，專心從事寫作。次年，發表了第一部小說，就他實際所見的，描述貧苦人生，甚為成功。
1849年，二十八歲的杜思托耶夫斯基，因為參加一個當局認為反動性的“讀書會”，被逮捕綁赴刑場。沙皇暗中安排，他只是“陪決”：綁在刑柱上即將槍決時，下令赦他一死。接着，遣往西伯利亞監獄中服刑四年。出獄後，他在那裏的軍中又住了五年，從事寫作。這段生活，在他心靈上留下了創傷。
1866年，罪與罰（Crime and Punishment）的出版，確定了他在俄國文壇的前驅地位，也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。不過，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，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（1880），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（Brothers Karamazov）i。神學家派克（J.I. Paker）稱他是最偉大的小說家和基督徒作家，他的布局和對於墮落人性的刻畫，只希臘悲劇作家哀司奇勒斯（Aeschylus）和莎士比亞（William Shakespeare）可與比擬；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，和基督救恩的深刻，只有但丁（Alighieri Dante）及約翰本仁（John Bunyan）差堪相近。連從來沒有讀過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，也會知道書中名言：“如果沒有神，甚事都可以作。”俄國哲學家索忍尼真（Aleksandr Solzhenitsyn）在許多年後，活過了革命的蘇聯，他說：“這毀滅性的革命，殘害了六千萬的國人，只證明因為不要神，帶來了這災難。”
牟格瑞治（Malcolm Muggeridge）稱讚說：
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，投身於人間的地獄王國，達到各各他。他有極敏銳的眼光，預見到我們今天的世界。他並宣告，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及革命，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啟迪教化，才會帶來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實現。
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，總離不開聖經，離不開神。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，他把新約聖經讀了許多遍，對於基督深信傾服。在那裏，他與各形各色的罪犯為伍，也使他識透了人的罪性，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。他說：“如果有任何人給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…我寧願保持跟基督在一起，而不要那真理。”他的行事為人，可能不盡無可議之處，但他心中總是有活生生的基督，在引導着他，給他盼望；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。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說是傑作的代表：
一個不成材而可憎厭的父親，從前後兩個妻子生了三個兒子。一個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，常同父親爭吵；一個是絕頂聰明，迷信科學的無神論者，或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，不承認神存在的唯物主義者，他雖然沒有直接殺死父親，但卻影響了僕人（他父親的私生子），釀成了弒父慘劇；另一個兒子是愛與和平的象徵，宗教型，像基督的人物，早年就進入了修道院。愛，恨，和自恃理性，存在於同一個家裏，在同一個國家，也在同一個人的裏面。這反映他那個時代，豈不也反映每一個時代，我們的時代？
其中有一個故事：院中一位最受敬愛的長老修道士死了，停放在那裏，開始發出腐臭味。在深夜，一個新進的修道士在旁邊一個角落禱告，聽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誦約翰福音中“迦拿婚筵”的一段。在似睡似醒中，他仿佛身臨其境，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，意外的，棺中的死人也在那裏。…對他說：“我也是受邀請的，你也快來參加婚筵！”年輕人看到了基督懼怕起來，老修道士對他說：
“不要怕祂！祂偉大可畏，莊嚴可敬，但祂也是無限慈愛。祂因為愛，自己成為跟我們一樣，也與我們同樂。祂不願人的歡樂短缺把水變成酒。祂希望有新客人來，一直不停的招呼人來。…看，有人拿新酒來了。你看他們拿器皿來。…”他醒來，心中無限歡樂。（Bk.vii, ch.4）
有這樣偉大的作品，那個國家的靈魂不會死亡的。
這使我想起，在許多年前，一個朋友說起，俄國茫茫無垠的廣大雪原，產生聖潔可愛的文學，熱情的基督徒。當然，這一切是由聖經來的。
在十幾年前，美國這個國家還有人想毀滅敵對的蘇聯，只要沒有輻射使“作法者自斃”，不惜使用核子武器！我們當時的牧師，以“和平之子有福了”為題，傳出主日信息。他向會眾說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在蘇聯，今天和我們敬拜這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，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？”
現在，前蘇聯的人口，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！而宗教熱情的復興，正是空前的蓬勃。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，不止是新綠遍野，而且正等待豐收。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，但也不可否認，聖靈藉着偉大的文學在工作。
在英國，福音的火焰似乎低沉而昏暗的二十世紀，神卻興起了盧宜思（Clive Staples Lewis, 1898-1963），仍然藉着文字光照世界。他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語文學者，卻寫了多種成功的基督教文藝作品，包括七本童話系列Chronicles of Namia，Till We Have Face, Pilgrim's Regress, The Screwtape Letters 等書。他的護教作品和見證，固然影響了許多人，而其文藝作品，也是廣泛而持久的美好事奉，經過翻譯成多種文字，無數各種文化語言的人，從而得到益處。
日本的三浦綾子，活在一個對福音深閉固拒的社會，而且又是女人，當她生時仍是不被重視的。但她藉着小說，把福音傳遞給讀者大眾。多年前，殷穎牧師特地遠去日本北海道，訪問那位虔誠的基督徒作家，三浦綾子說：“耶穌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，喊着見證耶穌說：‘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負世人罪孽的！’在猶太是可以的；如果是在日本，人就不能明白他在喊叫些甚麼。”所以她看自己的工作，如同給施洗約翰作先鋒，預備福音的好土。結果，她的小說，影響了很多人歸向基督。她的目標達到了。現在她已經離世，不過她的小說，被翻譯成許多文字，仍然在作引人歸主的預工，真是因信仍然說話；給她作品譯成中文的朱佩蘭女士即其中一人，本來是不信主的，因翻譯浸淫日久而受感皈信基督。
基督教傳入中國，最初是景教的流派，約有二百年興盛時光，曾至“法流十道，國富元休；寺滿百城，家殷景福”。但缺乏文藝作品，沒有在文化上留下痕跡，以至後人不知有過景教。以後羅馬天主教及更正教先後來華，在科技文化上還有過相當貢獻，不過，在文藝方面則無多大表現；只有幾部翻譯作品，可惜流行不廣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倡，或由於忽略，或竟是缺乏認識。
幾年前，同文藝界的朋友談話，說起中國人還沒人誰得過諾貝爾獎；印度的泰戈爾（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-1941）早在1913年就成了第一個得獎的亞洲人。中國人科技比不上人家，連文學都不行，該是可惜也可恥的事。
實在說來，中國文學不乏輝煌的傑作，尤其在詩的作品，頗為值得自豪。所差的，是近代文學並未出現佳作；當然，中國基督教文學，屬於近代文學作品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倡，或由於忽略，或竟是缺乏認識。
有人說：照現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看，如果得了諾貝爾獎，才真該臉紅呢！
現在真的有中國人高行健，以其作品靈山獲得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了。看過的人，會覺得那本厚厚的書，算是有分量，不會比近年來的得獎作品更低，但也不會更高，只能說是平常。實在說來，諾貝爾獎不能作為衡量成就的標準，往往有其他因素在內。
如果問：靈山該歸屬於哪一文學品類？答案是以追尋為主題的作品。這類文學作品，中國與西方都有。
人，總有個理想。當這個理想不能達到的時候，就興起追尋。這裏追尋不到，就往外地去追尋。在現實的生活裏追尋不到，就希望在文學的幻想領域裏得到。這就產生了以探奇為主題的文學。
但誰能看得出靈山的追尋目標是甚麼？
現在如果你問我，是否為中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臉紅？我的回答是更加臉紅：一面是為得獎文學的水平，太水，又平了些；一面是為中國基督徒寫不出天路歷程那樣的作品，或像樣一點的作品。
聖經說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”所說的“虧缺”，是hamartia那個字。不論以色列人，中國人，或是任何種族，空談道德仁義，卻總是無法逃避那些叫人臉紅的事實：裏面的獸性支配着人的行為。人都是為自己，自私，偏心，以至從心裏湧出各種邪惡。唯一解決的方法是新的生命。主耶穌說：“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。”因此，祂又說：“你們必須重生。”盼望華人能知道自己缺欠，追尋得着這更高的生命。
總括來說，基督教文藝是宣道的事奉，有屬靈的使命和目標，而以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。
德國哲學家黑格爾（Georg Hegal, 1770-1831）說：“人不能超越他的環境，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。”但文藝作品，確實能夠型鑄時代的思想潮流。明顯的例子，是但丁（Alighieri Dante, 1265-1321）所寫出的Inferno，給中世紀教會鑄成地獄的形象，過於神學的教導。同樣的，近代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大眾化，得力於沙特（Jean-Paul Sartre, 1905-1980）和卡繆（Albert Camus, 1913-1960）的通俗小說，以推廣其存在的荒謬和無意義的看法。雖然，其效果絕不是我們所期望的，但我們不能改變其影響的事實存在。不幸，他們二人都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（卡繆1957；沙特1964，拒絕接受）；說明他們都能夠寫，只是不知道寫甚麼正確的。因此，我們不能只期望，必須要積極的作些甚麼。
我們不能以板着面孔說教，為唯一的事奉方式；因為聖經說：“我們傳揚祂，是用諸般的智慧，勸戒各人，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”（歌羅西書第一章28節）如果我們堅持只用“單行道”的宣道路線，不僅效果不彰，不能普及，更不是充分遵行神的命令，沒用“諸般的智慧”，只選擇自己喜好的去作，有時且不免只為了懶惰塞責。
乍從表面看，以上所舉中國小說與基督教文藝，不無約略相似的地方，如暴露黑暗方面；但一般文藝作品，只是出於普通啟示，而基督教文藝本於特殊啟示的聖經，水流不能高於源頭，這不同的源頭自然非常重要。只有聖經能夠指出：罪惡的起源，除罪的途徑，赦罪的表現。只有基督教文藝，能對世界作出這樣的貢獻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藉文藝引人歸向基督。這是聖徒無可旁貸的責任，應該是每一聖徒的使命和抱負。
這是一個失去理想的時代。不幸，有許多基督徒，也“照着世人的樣子行”。既然“效法這個世界”，思想沒有“更新而變化”，就難能希望寫出屬靈作品。如果要改變這種現象，使福音有效的廣傳，教會就必須注重文字宣道，注重用文藝傳揚救恩的信息。主耶穌是最善於使用比喻的偉大教師，英國著名小說家迪更斯（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, 1812-1870）說：浪子的故事，是最偉大的短篇小說。如果我們的主，以此闡明真理，我們還敢於忽視，還能以為那是雕蟲末技，自視“僕人大於主人”嗎？在現今這大眾傳播極其發達的時代，電子媒介增加了傳播的速度和廣度，教會如果把傳福音當作我們的事業和使命，就更應該認真的注意培養，鼓勵文藝的文宣士了。
我們禱告：求主在華人中興起基督徒，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，激使人覺醒，追尋屬天的理想，得着永遠的生命。
i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, The Brothers Karamazov, trans. Constance Garnett,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. Chicago: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, 198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