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ox audita perit, literascripta manet.
聽得見的聲音消逝，書寫的文字存留。
在好幾年前，讀到一本學者寫的書，作者說，基督教沒甚文藝作品。除非是當笑話說，說這話不是大膽欺人到可驚的程度，就是淺薄無知得可笑。其實，剛好相反，歷史說明，基督教文藝與基督教同樣久遠；而基督教文藝，對於基督教的傳播，其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如果要問：文字，文學，文藝，三者有甚麼差別？看似簡單，卻不是那麼容易。
首先，文字一般是與語言分別的說法，能夠表意，而不是圖畫；進一步說，是指字詞的來源，意義，使用的研究。應用的文字，像說明書，旅遊指南，契約，醫學，法律，地理，生物，礦物，科技的教科書，通常都不被當作文學作品；倒也不單因為是寫得差或難懂的原因。教條，也是枯燥難懂，卻是重要的文學。這樣說來，文學範圍很廣，只是說到文藝，我們常不包括單純說理的東西，雖然其中也會出現那些品類的作品。
也許，國際作家協會（PEN-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, Playwrights, Editors, Essayists and Novelists）包括的項目，可以借作方便的界定，就是詩歌，戲劇，編輯，雜文和小說，可以約略組成文藝的內涵。或許，有人會指出，散文呢？因為不是韻文就是散文，所以不能單獨列舉，可以介於雜文和詩歌之間，更似詩的稱為“散文詩”，離詩較遠的稱為“雜文”（essay），不同於正式的論文；論文中沒有“我”字，雜文則無此限制。
不過，分別還不在形式方面，有時是目的的不同。例如：英國名牧但恩（John Donne, 1572-1631），也是詩人，他的講章，常成為傳誦一時的散文；美國牧師，小說家萬代克（Henry Van Dyke, 1852-1933）所寫“第四博士”（The Other Wise Man），朗誦的小說，原來是講章。因此，我們不能不說：文藝之為用大矣哉！
論文藝的重要，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（Aristotle, 384-322 B.C.）曾說：詩比歷史更為重要。因為歷史是說到個別事件；詩雖然也有個人的名字，卻是說到宇宙性的人物類型。歷史是說到過去已經發生的事；詩則講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。他所說的詩，照當時的文學分類方式，也包括戲劇，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藝；而歷史是用散文體寫的。所以說，詩人是先見。這是說，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性型，是人性普遍的代表，只是給他們加上某個名字；就如我們說：“她是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”，或“那人是個張翼德”，我們就知道所指的是何等樣人物，也不難預知他們的將來。
歐洲的宗教改革，隨着來的是聖經譯成方言。在德國，英國，法國，都有助於現代語文的形成，並廣泛而且久遠的影響文化。在印度，威廉克理（William Carey）把聖經翻譯成為當地的語文，影響了孟加拉文。
中國的現代語文，改變可以追溯到唐宋。我們看那時的文字，顯然跟以前不同，攙入了大量的口語，或白話。那是受佛教的影響。又晚到了十九世紀末，二十世紀初，提倡白話文的運動，基督教的和合譯本聖經，也剛好作為範本，當然是晚了些。而且和合本聖經中，多少也用了些佛教語詞：“世界”，“慈悲”，都不是中文原有的語詞，不過沿用成習了。
佛教在中國的盛行，並不在於他們的僧尼穿着印度式的袈裟，不在於他們講說因明及深奧的禪理；而是因其思想藉文藝而融入中國文化，包括他們聰明的使用寓說教於說書的方式。
中國文化雖然悠久，但老百姓識字的不多，而知識分子，就是所謂文人，所寫的文體，一般人看不懂，也聽不懂，所以脫離了人民大眾。
到佛教傳入中國，有些信徒覺悟到應該用淺顯通俗的白話文，傳播信仰。如：唐朝的王梵志，和寒山，拾得等詩僧，都用白話作詩，容易傳誦。這就是禪詩。
降至宋朝，不僅禪詩流行，一般文人理學家的作品，也夾雜着那種風格和思想。王安石的詩集中，就有注明仿寒山的作品。
更有一種“變文”，就是白話散文同韻文交雜，在說書的時候，說一段，夾上唱詞。因為那時民間娛樂很少，鄉人農閒時的時間很多，無從消遣，就去聽這種說書的。例如：多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，和降魔變文，大約成於唐朝，是民間對地獄觀念的來源。後來有唐太宗入冥記，至宋朝，有香山寶卷，晚後更有何文秀寶卷等，雖然為了宣揚教義，但卻成為因緣果報迷信的起源。
佛教在印度的傳播效果不大，雖然其文化原因複雜，但在大眾文藝方面，難以跟印度教相比，不無關係。
曹雪芹的紅樓夢，因為文筆好，使人讀來仿佛置身其中，不覺跟書中人物認同，而影響讀者的價值觀，以為那就是理想世界，到一個地步，把那些醜事惡事，都視而不見。其實，作者老早就告訴我們，那都是假的，“賈府”榮國，寧國，一家上下都是假的。但人看了那些又富又貴又有名的世家公子，貴夫人，心嚮往之。這正和世人的情形相同。這才真是問題的所在。原來那樣的人家，卻正是貪污腐化，仗勢欺人，放高利貸剝削，魚肉人民。只有正直的柳湘蓮，看得出“大觀園除了大門口的石獅子，沒有一個乾凈的。”老僕人焦大，在酒後才可以講出清醒的話，賈府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在飽暖淫慾外，還墮落到同性戀，假山石後發現春宮畫；連外表清高的女尼妙玉，也只是假正經，內心不潔；她可以收取梅花枝頭的雪來化水烹茗，卻不能真正作“檻外人”，由是走火入魔，終至招致外面的盜劫。賈府則以抄家收場，是自然的結局；那禍源鳳姐的女兒，還得仰仗劉姥姥的哲嗣收容救助。但是，不少讀者會殘忍的嘲笑劉姥姥誠實的鄉愚，同情腐敗的富貴人家。這可不是跟現實世界“豬的樂園”一樣嗎？
如果讀者被那些上流社會的紅塵軟霧障蔽，看不見他們的罪惡，那就辜負了作者的苦心和深意，也成了作夢的人。
雖然中國小說的作者，還沒有在福音的光中，但他們有是非之心，所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敢於同情被欺壓的小民。
施耐庵的水滸傳，是另一部描述人間黑暗的小說。在書的開始，就說明高太尉放出妖魔。原來世上妖魔，都是作官的大人們搞出來的。
妖魔成為梁山泊的強盜，還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。不幸，作官的比強盜更糟，儘多好人遭迫害，官逼民反的事例：林沖，魯智深…可以數出許多；特別是盧俊義，幾乎算是無非可舉的好人，他也盡力抵拒上山入夥，但為官府所迫，還是走上了梁山的那條路。政府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需要外族金國的人來清理整肅，把欽徽二宗用鍊子拴了，牽到異域去蒙塵，在地窟中好好自我檢討，反省懺悔吧。
清代乾隆年間，李汝珍在窮愁十多年中，寫了一部以“追尋”為主題的書，鏡花緣。
鏡花緣裏的主角，是士人唐敖和多九公，並商人林之洋，共同旅遊異域。鏡中花當然是虛幻的；但鏡也可以照見自己的面目：追尋的人，結果往往認識自己。這樣才是真正的增廣見聞。書中有些敘述，頗為有趣。第十，十一回，講到他們一行到了“君子國”：
登岸揚帆，不多幾日，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。林之洋上去買貨。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，想來必是禮義之邦，所以，約了多九公上岸，要去瞻仰。走了數里，離城不遠，只見城門上寫着：“惟善為寶”四個大字。…二人把匾看了，隨即進城。只見人煙輻集，作買作賣，接連不斷；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。唐敖見言語可通，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“好讓不爭”之故。誰知老翁聽了，一毫不懂。又問國以“君子”為名，是何緣故。老翁也回不知。一連問了幾個，都是如此。
這裏說，“衣冠言談，都與天朝一樣”，仿佛是鏡中返照的情形。不過，這“君子國”並不自以“禮義之邦”來標榜，而且連為甚麼鄰邦如此加譽也不知道：他們以為是應該作的，也作到了，就成了實際，沒有“君子”的理想和口號，真是處處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。但訪客進一步近觀，發現他們的風俗卻大大不同，使他們覺得“反常”。
說話間，來到鬧市。只見有一隸卒，在那裏買物，手中拿着貨物道：“老兄如此高貨，卻討恁般賤價，教小弟買去，如何能安！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；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。”唐敖聽了，因暗暗說道：“九公，反買物，只有賣者討價，買者還價。今賣者雖討過價，那買者並不還價，卻要添價。此等言談倒也罕聞。據此看來那‘好讓不爭’四字，竟有幾分意思了。”只聽賣貨人答道：“既承照顧，敢不仰體！但適才妄討大價，已覺厚顏；不意老兄反說，貨高價賤，豈不更教小弟慚愧！況敝貨並非‘言無二價’，其中頗有虛頭。俗云：‘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’；今老兄不但不減，反要加增，如此克己，只好請到別家交易，小弟實難遵命。”唐敖道：“‘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’，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；至‘並非言無二價，其中頗有虛頭’，亦是買者之話；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，倒也有趣。”只聽隸卒又說道：“老兄以高貨討賤價，反說小弟克己，豈不有失‘忠恕之道’？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。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，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！”談之許久，賣貨人執意不增。隸卒賭氣，照數付價，拿了一半貨物；剛要舉步，賣貨人哪裏肯依！只說：“價多貨少”，攔住不放。路旁走過兩個老翁，作好作歹，從公評定，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，這才交易而去。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。
在這一番觀察，“天朝”的訪客先是懷疑，難以置信，繼則覺得有趣。原來君子國人所說的話，用的字句，和華人所說的相同，不過在應用上是相反的方向，這就是鏡中的形象；在華人只是說說而己，只是客套；但君子國人竟認真實行起來。他們也說：“忠恕之道”，也懂得“己所不欲毋施於人”的道理，只是用法不同；實際踐行，用於交易，更是不容易的事。空談高論，人人會說，人人可以講如何作君子，但認真實行的能有幾個？唐敖和多九公見識了，使他們“不覺暗暗點頭”。
作者知道，隸卒（古時候的衙役，略等於公安，警察）公道交易，買東西付錢，不是他們的習慣；所以他特別舉有違反慣例的事件，作為反例；同時，反乎人的貪財好利，顯示出君子國的義。
另一個例子，是耍槍桿子的軍人，竟違反慣性，不但不仗勢欺人，而且強要多付價，少取貨；路人看見，“都說小軍欺人不公”。如此“欺人”的方式，自然非在君子國見不到。
鄉農本來是愚而可欺的。君子國的商人，不但不欺鄉農，而且連他甘心不計較，也必強要計較，不肯欠“來生債”。是何事呢？他說：
“這如何使得！去歲有位老兄，照顧小弟，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，曾言後來買貨再算。誰知至今不見，各處尋他，無從歸還，豈非欠了來生債嗎？今老兄又要如此！倘一去不來，到了來生，小弟變驢變馬，歸還先前那位老兄，業已儘夠一忙，哪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！豈不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？依小弟愚見，與其日後再算，何不就在今日？…”
作者對於佛教講因果，說輪迴那一套，想必熟知能詳，其實貪財謊騙，佛廟裏還問卜，講風水，還不是江湖手法？有幾個真相信果報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？君子國人認真的相信果報，所以不敢虧欠於人，務求至公至正。於是鏡子中暴露出中國佛教徒的虛假來。
我們的兩位旅客，所代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。唐敖代表大唐引以自傲的儒家道德，多九公則代表格致博物的科學家。但到了君子國，竟變成小孩子般的無識無知。卻偏偏來了兩位老人家，請他們到家中待茶，稱他們是“天朝的大賢”；先對中國文化大大稱頌一番，然後就請教了：
“敝鄉僻處海嵎，略有知識，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，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，何敢遽當‘君子’二字！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，自古聖聖相傳，禮樂教化，久為八荒景仰，無待小子再為稱頌。…”
在諷刺文學中，一般越是稱頌偉大，越是要加以小心。在這裏也不例外。說完了表面奉承的話，兩位兄弟就提出了一些自謙不解的問題“請教”：為甚麼有知識正常的人，會迷信無稽之談的“風水”？為甚麼把婦女的腳纏小了，是三寸金蓮之“美”？是不是把鼻子割小了，也是“美”呢？…一席談問，把中國文化千幾百年的醜事都抖了出來。這在福音之光照到中國二百多年前的當時，作者的思想可真顯然是進步得很呢！
旅遊是為了追尋，體驗人生，眼見而外，還應該身受。到了女兒國，機會就來了。這次輪到了林之洋。女兒國是母系社會，國王是女的，她的后妃都是鬚眉男子。三個旅客中，唐敖的妻舅林之洋生得英俊，於是這位“粉面郎”，榮幸的被國王看中了，選為王妃。“身高體壯，滿嘴鬍鬚”的“宮娥”們，“如鷹拿燕雀一般”服事他，替他把兩耳穿了洞，戴上耳環；並且將腳“用力曲作彎弓一般，用白綾纏裹…拿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；一面狠纏，一面密縫。…及至纏完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，陣陣疼痛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道：‘坑死俺了！’”這纏腳手術過程，寫得頗為生動。如果儒士們真正相信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聖人教導的原則，這給婦女纏足的邪惡殘忍的風氣，何至於綿延千年，該早就廢革了。
鏡花緣也極會把人獸性化。又說到有一種“狗頭民”，以善於烹調知名。
多九公道：“你看他狗頭狗腦，誰知他於吃喝二字卻甚講究；每日傷害無數生靈，想着方兒，變着樣兒，只在飲食用功；除吃喝之外，一無所能，因此海外把他又叫‘酒囊，飯袋’。”
唐敖聽來熟識，有興趣上岸去看看。多九公吐舌道：“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；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，那還了得！”
極有趣的，鏡花緣還介紹了一種先進的換心手術，發生在“穿胸國”，查考他們的進化過程，就知道他們的胸原來爛穿過！讀者又聽到多九公的聲音在說：
“老夫聞說他們胸前原是好好的；後來因為他們行為不正，每每遇事，把眉頭一皺，心就歪在一邊，或偏在一邊。今日也歪，明日也偏，漸漸心離本位，胸無主宰。因此前心生一大疔，名叫歪心疔；後心生一大疽，名叫偏心疽；日漸潰爛。久而久之，前後相通，醫藥罔效。虧得有一祝由科，用符咒將中山狼，波斯狗的心肺取來，補那患處。過了幾時，病雖醫好，誰知那狼的心，狗的肺，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，任他醫治，胸前仍難復舊，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。“林之洋道：”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！”
鏡花緣就是這樣，照出了人的品性真面目。人的問題的中心，是人心中的問題，或說心中無主。對於這個問題，作者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；但他清楚指明，那舊套的講道德，說仁義，並不是辦法。中國講道德文化，講了二千多年，也沒有出現“君子國”，反而要“禮失求諸野”。
很意外，這樣的書，沒有被選成為“才子書”，或偉大的傑作名著；也許人不喜看諷刺入骨的作品，或是恰好道着了他們的短處，不合他意；或者人不願面對鏡子，也沒有心志去追尋甚真理，沒有興趣改進。
另一部追尋為主題的通俗小說，是明吳承恩撰的西遊記。書中敘述唐三藏取經，歷經許多劫難，最後得解脫。表明人對於祛除煩惱，求取涅槃的追尋。
列子卷二“黃帝”篇，假託黃帝作白日夢，到了華胥之國，學得了無為之治的至高治術。陶淵明的“桃花源記”，說是有個幸運的武陵漁夫，到了世外桃源，沒有人間的戰爭殺伐，人民安居樂業。不過，篇幅甚短，使人讀了有好夢遽醒的感覺。
聖經雖然不止是文藝作品，但使徒保羅告訴讀者，不要把歷史只當作是已過的事：“從前所寫的聖經，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，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可以得着盼望。”所以基督教文學，不止是逃避，也不是無目標的盲目追尋。
有些清教徒的觀點，以為小說可以引致品德敗壞，而最好也不過是“敬虔的謊言”，雖然美麗動人，讀來無益，而且廢時失業；所以他們許多的家庭中，除了聖經之外，只准許有一本天路歷程。
其實，這種對文藝的看法，既不真實，也不公道。雖然英國清教徒當政的時候，關閉倫敦的戲院；戲劇一行的人，對清教徒也缺乏好感，但那時戲劇的內容，不僅不是妨礙風化，而且其內容正是推行清教徒思想，因為那是時代的主導思想，他們揭露社會罪惡，正是清除的對象。
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，使用了一個語詞叫Hamartia稱之為“悲劇性缺失”（Tragic Flaw），是希臘戲劇中主角失敗的主因。希臘文新約聖經，使用這個字，是我們譯為“罪”的一個主要字，表明射箭的時候，偏失不能射中目標。這說明有一個“正”的標準，也就是韓愈所說的“行而宜之之謂義”。義是有理想的人所追尋的，不義是要克服的。
具有這個“義”的觀念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這可以看出，文學的美，也同時要求真和善。在傳揚福音方面，文學可以基本上可以作為有效的工具。
保羅寫出他的經驗：
我也知道，在我裏面，就是在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；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願意的善，我反不作；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作。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。
這爭持的經驗，也是馬丁路德所經驗的；神使他領悟到自己沒有力量為善，轉而仰望主，得到“因信稱義”的結論，開始了宗教改革的歷史。這是神學上的問題，但也成為文學上的動力。
在以利莎白時代和以後的十七世紀，是清教徒思想發展的時期。那時的文學，特別是戲劇，大都充滿肅除罪惡的主題。莎士比亞（William Shakespeare），彌爾頓（John Milton），章生（Ben Jonson），以及馬洛（Christopher Marlowe），並同時和以後的作家，莫不注重道德的教導，使文藝具有“教育和娛樂”的雙重功能（To teach, To please）。雖然閱讀文藝書籍或看戲劇，都不是追求真理的最好途徑，但其對信仰的傳播功能，是不容忽視的。
牛津大學教授葛登娜（Dame Helen Gardner），曾分析文學傑作產生的條件。她以為古希臘文學和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的產生，有其特殊文化環境：古希臘時代的稱為“羞恥文化”（Shame Culture），最高追尋目標是榮譽；英國清教徒時代的稱為“罪疚文化”（Guilt Culture）最高追尋目標是聖潔。那不僅是一兩部作品的理想，而是時代的文化背景。因此，荷馬史詩伊里哀得（Iliad）中的英雄亞其力（Achilleus），以及其奧得塞（Odyssey）中的奧得修（Odysseus, or Ulysses），都是奮力爭取榮譽。而十六，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，則是以除去罪疚為掙扎的目標。這樣，有理想而不能達到，追尋理想的過程，就有了“爭持”（Tension），成為偉大作品的動力。缺乏這種“爭持”的，可以成為佳作；只有爭持，是成為傑作的條件。
這樣，我們就需要有是與非的界別。
我們的世界觀，各有不同。
有人看世界是大觀園，亭台樓閣，萬紫千紅，真是美不勝收。有人看大觀園全無足觀，道德腐敗，金玉其外，而敗絮其中。
必須在主的光中，才會認識世界真相，知道缺乏真價值。
否定世界的價值，才會追尋真正有價值的。
主耶穌說的天國比喻，很值得我們深思：“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；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”
有正確的價值觀，才可以看得出問題，才會有理想。
隋弗特（Jonathan Swift, 1667-1745）英國最著名的諷刺作家，他所寫的格立弗游記（Gulliver's Travels），成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。書中說到格立弗船長，在歷經小人國，巨人國之後，在第四度出航的時候，因為船員叛變奪權，把他放逐到一個島上，那裏是Houyhnhnms馬的國度，那裏是四足動物當權的世界，比人間的品德高尚得多，仁愛的“主馬”（不是主人），以“馬道”對待他；於是他就作了馬奴。照着馬國所通用的語言，稱人為Yahoo。於是格立弗大抖“種醜”，把馬族的語言所沒有的人間各種惡事，一一介紹，對於他們高尚的馬族，當然是不可想像：醫生斷定病人該死，如果到時候不靈，當然是病人有錯，可以用藥物幫自然的忙；律師的惡事，更顯然的；錢財的罪惡，超過高尚的馬能領會；王族近親通婚，生出來的孩子總不會聰明；但最難以界說的是謊言：因為照正直良善的馬想來，言語是為表達意思的；如果所表達的不是你的意思，豈不是誤用語言？他在那裏住得很好，與主馬相處也很好；只是馬國會認為他不配，就讓他回到人間的社會，好宣揚馬德。
著者的意思，顯然在於說明“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”，需要神的憐憫。如果誰要翻譯成中文，似乎可以名為“西洋鏡花緣”，因為在立意用筆上大致相同。
追尋為主題的小說，大致是不正常的人，尋求不正常的事和人；尋到的仿佛是鏡子裏面的自己。矮子有時到了小人國，自己變成了巨人，卻原來是被矮子群包圍：不少屬靈巨人，或政治偉人，都是這樣造成的。可惜，儘有人寧願生活在這種自我實現的夢境裏，而堅持不肯覺醒。
約翰本.仁（John Bunyan, 1628-1688）的名著天路歷程（Pilgrim's Progress），是“追尋”書叢中最著名的，被譯為許多種文字的譯本，三百多年來一直暢銷，僅次於聖經。寓言書中主角，是“基督徒”，逃離將亡城，經失望泥沼，虛華市，終於蒙恩抵達天城。
追尋，應該有個目標。事實上，人生就是在追尋，不過有的目標高，有的目標低。茫茫無目的的追尋，實在跟夢游差不多。目標越高，追尋過程中所歷的艱苦，也越多越大。
社勒敦（Charles Momroe Sheldon, 1857-1946）是美國的公理會的牧師，作家。他有名的作品跟主腳蹤（In His Steps），以一個鎮為背景，其居民共同約定，在一年內，臨到決定一件事的時候，要先自問：若主耶穌在我的地位，祂會如何作。
書中說到一位教會的牧師，同會眾相處很好，他也滿意自己的講道。有個主日，他講道的經文：“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：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。”（彼前二：21）那天和以後一週所發生的事，使他認真思想事奉的意義，把道理化為實際的行動，真正跟隨主的腳蹤行；改變了他的生命和事奉，也改變了那教會和所在的鎮。這樣，全社區都改變了。
本書於1896年出版以後，六十年來，領美國聖經以外銷售最高的書，到現在售出約一千五百萬本以上。這本書，影響了許多人的生活。
盼望今天的聖徒，踏着前人的腳蹤，寫出跟主腳蹤行的見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