邦厚福

　　在那宗教改革發源的地方，也是敬虔運動的發起人司本耐（Philipp Jakob Spener, 1635-1705）的故鄉。不幸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德國納粹主義（NAZI），也在那裏興起。
　　尼莫勒（Martin Niemoller, 1892-1984），是當時德國福音派信徒眾望所歸，卻未能提供正確的方向，會眾無所適從；起初試圖與納粹合作，繼而但求自保，最後也不免入獄。後來，他只能這樣說：

“當他們〔納粹〕對付共產黨的時候，我不曾說話，因為我不是共產黨。他們對付猶太人，我不曾說話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。他們對付工會，我不曾說話，因為工運與我無關。他們對付天主教，我不曾說話，因為我是更正教。最後，他們對付我，已經沒有誰可以說話了。”

　　德國神學家邦厚福（Dietrich Bonhoeffer, 1906-1945）就生在這樣的世代。不過，他不是個明哲保身的人。
　　迪垂克．邦厚福生於1906年二月四日，父親楷勒（Karl）是當時有盛名的精神學家和神經學家，在柏林大學任教授。母親是教會歷史學者的孫女。他從早年就立志作神學家。
　　1923年，迪垂克入圖賓根（Tubingen）大學，後轉柏林大學，習神學。1927年畢業後，因實習工作要求，去西班牙的巴塞隆那（Barcelona），在該城德語教會，任助理牧師一年。
　　1930年，邦厚福獲司樂安（Sloan Fellowship）獎學金，到紐約協和神學院（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），作為研究生的部分課程。
　　在課上，著名神學家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問起在德國猶太人的情況。邦厚福知道美國故意忽視德國的現況，告訴他們，在政治，經濟，各方面，把神，基督，教會和聖經，完全隔絕的情形。邦厚福對他孿生的姐姐撒翩（Sabine）特別有感情，就說到她在四年前，嫁給一個受洗的猶太人基督徒，雖然他很有才能，但在職業上受歧視。他也說到德國人的自尊心，不甘於受失敗與所訂立和約的屈辱。
　　尼布爾對德國所知很多；他同意邦厚福的判斷：德國的人民傾向於新興的納粹黨，希特勒（Adolf Hitler）可能以救世主的姿態當權，猶太人則將受迫害，成為所有問題的代罪羔羊。
　　在課堂上，有另一個司樂安獎學金的學生，是來自法國的青年拉塞爾（Jean Lassere）。他從受侵害者的立場，看基督徒對國家的責任。他們二人在戰爭源於人類罪惡的觀點上，並沒有歧見；但法國人拉塞爾堅持：“不可能作基督徒同時也是國家主義者。”
　　邦厚福一向接受基督徒服從政府的觀點；現在聽到拉塞爾對於新約“和平的福音”的解釋，不得不重新思考。他覺得：教會應該是獨立的道德主體，必須持定神的話，不管人類的任何組織和教條，要順從神的話過於一切。
　　1931年回國，博士學位論文：聖徒的社團（Sanctorum Communio），從社會學觀點，看基督教會的行動。他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在現社會有先知性的任務：“教會是我們文明的基礎；如果沒有教會，野蠻人的行動將無法制止。”如果教會不關心社會，將要變成與社會無關。但他認為在重要的問題上，教會應該有聖經的立場：“教會應該站起來，有時要不惜孤獨的站穩。”
　　有一次，在家中談話。邦厚福說：“教會是宣講神的話的唯一地方，有責任傳揚神全備的話。我知道，神不會以僅有個人的關係為滿足；全世界和所有的一切都是祂的。…如果只把神限於靜室內，教會一定會變為無關重要。”
　　
　　德國的教會，傳統上是路德宗（Lutheran）。人民全都要繳納教堂稅，算是基督徒。教牧的薪資由政府支付，教牧由政府大學訓練。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“雙重國籍”的理論，被重用來為他們的行動辯解，常是誤解或簡略化。路德說：信徒是天國的國民，同時是地上政府的國民；因此，要盡雙重的責任，正如主耶穌所說的：“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；神的物當歸給神。”（太二二：21）但那些受政府供應的教牧們，常把神的物也歸給該撒。還有一個問題：當路德進行宗教改革的時候，寫下“上主是我堅固堡壘”的時候，他是反對羅馬的教廷，那時，德國有好些堡壘，他就住過這樣的堡壘。現在，跟德國當前的政權反對，就沒有堡壘可以保護了。這正是當時不跟從政府走的教牧們所面對的情形。同時，他們要把食物從腦袋裝滿肚子，有妻子兒女要照顧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氣，所面對的是多大的困難！
　　為了良心的自由，不願附從當權者的教牧，覺得有必要成立自由教會，稱為“認主教會”（Confessing Church），意思是他們不同於遺傳的教徒，而是悔改承認主名，以基督為主並以祂的旨意為中心的基督徒。在信仰上，他們是福音派；在組織上，是獨立的教會，當然不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，還要受迫害。但門徒必須預備為信仰付代價的。
　　1933年，希特勒的納粹黨當政，這種趨勢非常明顯。
　　邦厚福在1931年被按立為路德會的牧師。他清楚看見教會趨向妥協的情況。他們國立教會的領袖，附和印歐種族優越的理論說：德國基督徒已經取代以色列人，成為神的選民。邦厚福認為那是異端，立即拒絕接受。因為他一直嚮往基督徒合一的理想，參與國際青年聯合組織，頗有聲譽。倫敦的兩個小德語教會，邀請他為牧師。他認為也是離開國內的沉悶氣氛，就接受了。在那裏，他認識了貝勒（George K.A. Bell），是契斯特主教（Bishop of Chichester），二人成為知己。
　　邦厚福向貝勒表示，他覺得現代的基督徒，寧願只安逸的仰慕基督，而不肯無條件的順服。他認為那種態度，是“廉價的恩典”。貝勒主教說：先知的外衣在他肩頭上沉重。邦厚福說：“我不妄想作先知，但願作基督耶穌的好門徒。”
　　“說來該是教會的羞恥，連這樣想的人，都會被當作是傻瓜。”
　　邦厚福笑著說：“你想我是傻瓜嗎？”
　　貝了主教說：“當然我這樣想。不過，像你這樣的傻瓜，我們越多越好。”
　　1934年二月，德國路德會主教海客耳（Theodor Heckel）到英國，要叫那裏的德國宗教領袖思想集中納入正規。在倫敦聖喬治教堂的燭光下，海客耳坦白的說：“我只想說明三點：一，國家教會要更緊密，有效的組織起來；二，我們的領袖決定，當前的要務是更正教會的團結；三，大部分反對的教職人員，是精神不健全，必須管治，使他們就範。…”
　　等他說完後，邦厚福站起來問：“主教，你說的都是關於組織的事，你有沒有考慮到信仰的問題？”他又說：“我們這裏的德國教牧們，不願同異端聯合，寧可分裂，也不願失去救恩。”
　　主教問：“你們都是同樣的意見？”
　　在場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意。
　　海客耳主教叫隨員記下來，好回去報告。
　　邦厚福寫信給德國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尼莫勒，和神學界領袖巴特（Karl Barth）。
　　德國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們，由巴特起草，聯合發表了巴冕宣言（Barmen Declaration），陳述對路德派總會的不滿，表明反對他們背道的信仰，聲明反對教會從屬於任何政黨或社會運動，強調順從倚賴聖經真理，是唯一啟示的來源，惟獨效忠教會唯一的元首主基督。
　　這是認主教會脫離路德宗全國總會的開始。
　　那時的德國，開始推行“服務誓言”，包括教牧在內，不僅要對國家，並需對希特勒個人效忠。誓詞說：“我在神前宣誓，代表德國人民，作福音派的德國人，真誠效忠順服德國人民和國家的領袖希特勒，不惜任何犧牲而服務。”
　　世界合一運動大會，在丹麥法諾（Fano, Demark）舉行，邦厚福是在會中發表演說者之一。認主教會得大會承認，為代表德國的合法教會。當然，這絕不是官方教會歡迎的事；也就不是官方歡迎的事。
　　許多人以為“因信稱義”是簡單的事。現在臨到對於信徒的考驗：“口裏承認”（羅一○：10），和認“耶穌是主”（林前一二：3），實在需要聖靈的同在。
　　認主教會認為需要培養新的基督徒領袖，以發展事工。於是，邦厚福被召回國，負責建立在芬肯窩（Finkenwald）的一所神學院。
　　那是處於波羅地海岸的一個鎮。神學院用的建築，原是一所私立中學，被納粹關閉了。現在，有二十三名神學生。邦厚福著意要把他們造就成卓越的領袖。
　　他召集全體學生，圍著一張大橡木桌子坐下，以啟示錄第十四章6至13節訓勉：“敬畏神，將榮耀歸給祂。…不要畏懼將來，不要畏懼人，不要畏懼權勢；雖然他們能夠奪去你的財產，奪去你的生命；但只有創造一切的神，有超越這世界的權柄和能力。…將榮耀歸給祂。”
　　那些到這裏來的青年人，為了信仰，犧牲了事業和前途，不計較待遇，憑信心踏上了十字架的窄路，把自己完全奉獻給愛他救他的主救主耶穌基督。
　　芬肯窩神學院的生活嚴格艱苦，仿佛修道院一樣。食物非常簡單，注重聖經和禱告；每人早起讀經，用半小時默想一節經文，課程要求對真理的實踐。晚間大家成排睡在長床上，如同軍隊生活。他們沒有一定的經費來源，有的人認為那是神的工作，就樂於奉獻支持。
　　有一次，邦厚福廣播一篇對青年的講詞。他對著擴音器說到這樣一段話：

當一個領袖順從群眾的意願，他們總想把他變成偶像；這樣，領導者的形象，就成為“誤導者”的形象。…這領導者把自己和他的地位作為偶像，是抗拒神。…

　　說到這裏，播音技術員在玻璃外叫他停止，說是廣播被切斷了。邦厚福問問為甚麼。隨即有兩名穿灰色制服戴 卍 字袖章的人進來，把那技術員帶走。
　　1937年六月九日，政府頒布法令，奉獻支持認主教會是非法的。五天後，秘密警察蓋世太保（Gestapo）搜取認主教會總部辦公室的檔案。接著，芬肯窩神學院的學生，被納粹人員扣問，追查他們的行動。然後，認主教會的領袖們，一個個相繼被捕。兩個月之後，神學院被封閉，鎖上了門。
　　認主教會的領袖尼莫勒，從前曾短暫被拘禁過。有一天早晨，同孩子在外面，蓋世太保來把他帶走，直到戰爭結束之後，才得再同家人見面。
　　萊茵地區認主教會的領袖施耐德（Pastor Schneider），接到公安的通知，指他的活動危害公眾安全，要他離開。他勇敢拒絕，照常工作。他寫信給希特勒說：“我知道受神的呼召，牧養這裏的教會，不能接受人的命令而離開。”後來，被捕關進集中營，於1939年被活活打死。
　　這樣，邦厚福成了失業的牧師。在那時期，他個別探訪信徒家庭，在小型聚會中教導造就，也花時間寫一本書，就是後來的門徒的代價（The Cost of Discipleship）。他說，門徒接受的是“犧牲的恩典”：“恩典要犧牲，因為門徒必須完全順服主基督的軛，並且跟從祂；是恩典，因為耶穌說：‘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擔子是輕省的。’”他又說：“十字架的意義，是與基督一同受苦，以至最後，最完全的地步。只有全部交託作門徒的人，才可以經歷十字架的意義。”
　　邦厚福願教會在現社會中，能夠有意義，有權威，在生活中起作用。但這樣的情況，能作何用？

　　在這段時期，邦厚福彷徨無所適從。他心中滿有矛盾；曾想過避居國外。1938年，到了紐約後，只住了兩個星期，就不能安心住下去。他寫信給尼布爾說：“如果我在這時候不與我的國人一同受苦，就無權在戰後重建基督教一同有分。”於是，他又回到德國。
　　在那時，戰爭的陰雲已經在聚集。他必須面對抉擇：參加官方教會，或被徵參加軍隊；二者都必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，那是他良心不能平安，深痛惡絕的事。
　　十一月初的一天，下著冷雨。他姐姐基莉汀（Christine）約邦厚福去家裏。姐夫道南益（Hans von Dohnanyi）同他是幼年的朋友，後來作了司法官。想不到在那裏，見到的還有三位將軍 Admiral Canaris，General Beck，和 General Oster！難道這是偶然的相遇？
　　這幾位軍中情報機關 Abwehr 的首領，告訴邦厚福：他們的目的，是要推翻領袖希特勒，避免他造成另一次世界大戰，挽救德國和這偉大文化免於滅亡的命運。他們知道邦厚福的志趣在於神學；他們要他作國外聯絡的工作，可以給予他情報人員的名義，就能免除徵召參軍，並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問題。
　　邦厚福第一件工作，就是用他父母的汽車，乘夜接載孿生妹妹撒翩，和猶太裔姐夫及哈（Gerhard）和孩子們，送到瑞士，然後轉赴英國。十一月七日，一名德國外交官，被猶太裔波蘭人殺死。這給希特勒有了借口。十一月九日，十日兩夜，在柏林和德國全國，發生了反猶太人的暴行，稱為“砸玻璃之夜”（Kristallnacht）：數千的猶太商店遭破壞，六百多所猶太教會堂被焚毀。警察好像是全部放假，沒人置理。
　　在 Abwehr 的名義之下，邦厚福到瑞士，接洽那裏同情的基督徒，肯收容逃亡的猶太人；然後有一個代號稱為“七號行動”的運作，把幾十個猶太家庭，先後陸續送去安全的地方。對納粹分子的交代，則說是這些人可以在國外造成有利輿論。當然，這引起了蓋世太保的注意；但肅清猶太人的“最後解決方案”（Final Solution）是1942年的事。
　　1942年五月，邦厚福到瑞典的奚徒納（Sigtuna），與貝勒主教見面。邦厚福要他向丘吉爾（Winston Churchill）請求，要他支持反抗組織，推翻希特勒，可以接受盟方的和談條件。但丘吉爾對這隱秘的反抗組織沒有信心，他著意德國的“無條件投降”，不論有沒有希特勒，德國是他的征服對象。
　　德國的認主教會缺乏道德勇氣，不敢公然反抗希特勒，使邦厚福失望。但他得以聯絡被征服的挪威同道，他們的教會卻不願被征服。他也幫助聯絡梵蒂岡同情認主教會的人士。
　　1943年四月五日，邦厚福被捕了。同時被捕的，有他的姐夫道南益，和他的哥哥克勞斯（Klaus Bonhoeffer），一同涉案參加反抗組織。被捕以前，他們銷毀了證據文件。在柏林泰歌爾（Tegel）獄中，邦厚福沒有受到刑訊，並且有時間可以寫作，每星期允許寄一封信；也得以接見他來探訪的未婚妻馬利亞（Maria von Wedemeyer），雖然短暫的接見，有人在旁監視，邦厚福可以勉勵她追求屬靈的長進。
　　1944年七月二十日，司陶芬堡上校（Colonel Count 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urg）謀炸希特勒的行動失敗，元首只受輕傷。追查中，在 Abwehr 的防空洞，發現了共謀的文件。邦厚福殉道的案定了。不過，他滿有平安。同囚的人從旁觀察對他說：“在這裏，只有你一個人看來是正常的，其餘的人都忘記了正常是甚麼了。”
　　同年十月八日，他被移到蓋世太保在柏林市區的特別拘禁所。以後，除了收到過母親和未婚妻馬利亞的聖誕來信以外，外間的音訊完全斷絕了。審訊，每天不斷的反覆審訊。
　　邦厚福發現自己精疲力竭了。
　　蓋世太保的高幹拿來三張紙，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，說是邦厚福的供詞，問他要不要簽字；並坦白說，那不過是形式。邦厚福嘆息說：“我沒有需要簽字的理由，因為我無法阻止你代勞偽造簽字。”那高幹縱聲大笑，並不否認。
　　最後，邦厚福說：“如果你有我背叛國家的任何證據，現在可以拿出來。…我要重複我多次說過的話。自從戰爭開始以來，我所作的事，不是與合法的反間諜有關，就是基督牧者的職事。如果這雙重活動有時引起懷疑，我只能說，在這個奇異和混亂的時代，連最真誠公民的行動，也很容易被誤解。”
　　一口氣說完這些話，邦厚福力竭靠回椅上。審訊者的耳根也紅起來。他說：“有一件事你說對了，邦厚福。今天是聖誕節。”然後起身離開。
　　1945年二月，邦厚福被移到不臣窩（Buchenwald）的集中營。
　　四月一日是復活節。次一個主日，意外的，邦厚福獲准講道。他的同囚聽眾，以天主教徒居多；在他們一致要求下，他打開手中的小聖經，宣讀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5節：“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。”然後，翻到彼得前書第一章3節：“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！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重生了我們，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。”
　　他闔上聖經，說到這經文對他的意義。基督從死裏復活，救人脫出罪和死的捆綁。他說到基督的復活，創造了新的人，而不是超人，使他們不論在地上境遇如何，有永遠的盼望。
　　聽眾被他的真誠所感動，從聖經得到安慰，盼望那永遠的真自由；並且知道如何得到那盼望。
　　他剛講完，不等坐下，兩個著便服的蓋世太保特務走了進來，嚴肅的宣告：“囚犯邦厚福，準備好，跟我們來！”大家都知道那是甚麼事。
　　邦厚福囑咐一名同囚的英國戰俘貝斯特（Payne Best），如果見到貝勒主教，告訴他所發生的事。
　　1945年四月九日上午，迪垂克．邦厚福安然跪下禱告，然後就絞刑。
　　在旁的集中營醫生，後來見證說：“在近五十年的執業經驗中，未見過一個人這樣的從容就死，全然順服神的旨意。”
　　不到一個月後，德國投降，戰爭結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