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文斯敦

　　在英國的一個小教會，長執們在開會。他們覺得應該辭退那牧師，因為在過去一年，竟沒有一個人信主，為教會增加會友。其中有的人說，牧者年紀已經大了，要叫他往哪裏去另有高就？不如再留他一年。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在那年裏，他領了一個年輕人歸主，就是摩菲（Robert Moffat, 1795-1883）。
　　 摩菲生在蘇格蘭中部近愛丁堡的東洛阡（East Lothian），離諾克司（John Knox）誕生地不遠。他被稱為“非洲的使徒”。於1816年，受倫敦宣教會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差往南非宣教，到1838年回英國度假的時候，受到熱烈的歡迎。他到處演講，鼓勵人獻身宣教。他描述那黑暗的大陸，在撒但奴役下的悲慘：“村落成千，炊煙處處”，卻沒有宣教士的腳蹤踏到過！有誰肯去把福音帶給他們？
　　 有一位青年醫生的心，被他話語的火焰燃燒起來。他是蘇格蘭人李文斯敦（David Livingstone, 1813-1873）。他就是改變非洲的人。英國文學家迭更斯（Charles Dickson, 1812-1870） 讀了他的探險紀錄，在報紙上評論作者：“為了極好的目標，經過極大的艱難危險，持定誠實和勇敢，是有人類以來最傑出的人。”

　　大衛．李文斯敦於1813年三月十九日，生在蘇格蘭的布蘭台（Blantyre），父母敬虔正直，只是家道貧窮。在十歲的時候，大衛就進入棉紡廠作童工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時。他抽暇讀一點書，並每天兩小時去夜校。十二歲那年，他重生悔改皈主。他以十三年的時間，學習拉丁文。他以十三年的時間，學習拉丁文。知道主耶穌的寶血買贖他得以自由，心被恩感，在二十歲時，立志奉獻自己，以解除貧窮人的困苦；他的目標是去中國作醫療宣教士。
　　 為了充實自己，他到歌拉斯高大學（Glasgow University）去修讀醫學，並讀希臘文和神學；再去公理會學院修宗教課。假期就回到棉紡廠工作，以賺錢繳付學費。在化學試驗課中，有兩名同學楊格（James Young）和湯生（William Thomson），父親都是大學中的教授，對他很器重。有一天，偶然聽見他們跟其他同學在談論說：“在我所知道的人當中，他對神最真誠的信靠，最真有基督的靈，最誠實，品性最純潔，最不自私的愛別人，超過所有的人。”後來，他才知道，他們談論的對象不是別人，而是大衛．李文斯敦。
　　 1838年，他申請加入倫敦宣教協會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，被接納了。那年秋天，他去倫敦接受三個月的預備訓練。三個月後，是講道考試。李文斯敦登上講台，所長久預備的話，竟然一句也不記得！他說：“朋友們，我忘記了所有要講的話。”就羞愧下台。結果，自然是不及格。
　　 同學們紛紛為他見證，去找主試教授，稱揚他奉獻苦學和品德。原來教授以為他是不肯用心；等知道他的背景後，教授親自去到他房中，承認自己判斷錯誤，對他責之過苛。李文斯敦心中坦然以後，再試順利通過。
　　 李文斯敦後來知道，他的自卑寡言，是由於喉頭的小舌肥大，使他語音粗濁不清；經過手術割除，談吐有了改善。
　　 1840年，李文斯敦完成了醫學訓練及實習，成為正式的醫生。在倫敦，遇到了摩菲，連接聽了摩菲的幾次講道，並同他交談。這次的會晤，決定了他事奉的路程。那時，適因中英鴉片戰爭，中國去不成；摩菲勸邀他去非洲；倫敦宣教會按立他牧職，派遣他往南非。那時的非洲，被稱為“黑暗大陸”“白人的墳墓”。李文斯敦去了。
　　 1841年初，到達開普屯（Cape Town）。在還沒到摩菲在庫汝曼（Kuruman）的福音站之前，李文斯敦所見到的情形，就使他不能靜默不言。
　　 在英國，早於1833年，禁止奴役法案通過實施，殖民地也應該遵行；英國海軍巡邏制止販奴活動，但非法的奴役仍然存在，每年出口往古巴，巴西，及美國的黑奴，仍然有六萬名之多。李文斯敦表現出他是不討人喜悅，也不避爭議的人物。以一名後進宣教士，他立即在講道中反對白人剝削壓榨黑人。他似乎忘記了，那是白人的奉獻，在支持宣教“聖工”啊！黑人有甚經濟貢獻？這樣，他不啻是他搗了許多人的肚皮。後來，他也批評宣教士只聚在南部沿海城市，不肯北上到內地鄉村。豈不是在踢不肯前進的人的屁股？這在習慣上應該容忍，知道也不能講的。更加上他主張在宣教工作上引用非洲人，更等於傷害了白人的優越感，撕下他們的高帽子。雖然那是英國宣教世紀的時代，這個不知避忌的青年人，與一般宣教士不同，他們之間的相處困難，是可以想見的。他遠遠走在同時代的人前面。想想看，在李文斯敦去了天堂一百多年之後，南非的教會還是一面傳福音，一面搞種族隔離；李文斯敦的先知作風，是多麼不可思議，也多麼不可原諒！以後，他回到英國的時候，所帶給小女兒的禮物，竟然是一個黑洋娃娃！
　　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李文斯敦到達庫汝曼福音站。摩菲去英國還未回來，幾名宣教士，枯守在福音站，看顧那約四十個土著信徒。李文斯敦不能這樣。他是來宣教，不是來耗時間。他只懂得有限的當地語言，就勇敢北進。一年之後，他已超越任何白人所到最北的地方，也學了非洲的語言文化。
　　 他先接觸的是巴喀拉（Bakhatlas）部族部族，他們的酋長是摩西雅黎黎（Moseealele），李文斯敦的坦白和誠實守諾，贏得了他們的信任。他知道，作為宣教士，必須學習當地通用的班塗（Bantu）語言，否則難以真正同他們交通：傳福音的大道。
　　 再往北進，是巴克溫（Bakwains）部族的地區，酋長是席其理（Sechele）。李文斯敦發現他英明而有析理能力。
　　 李文斯敦所到的地方，總是詳細的觀察，並作筆記：經緯度，地理形勢，人民生活習慣，動物，植物，出產，疾病，都一一記錄。他也醫治土著的病人，頗得他們的好感。有一位酋長，私下到他的帳篷，問有甚麼藥品，可以改換心；因為他自知有驕傲和焦躁的毛病。李文斯敦告訴他，惟有接受基督的救恩。但他們有問題，不能悔改，其中之一是多妻。那不僅是情欲，而是文化的背景有關，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只有一個妻子，有損酋長的尊嚴，部族人民就不再信仰他。
　　 1844年一月，摩菲終於回到庫汝曼。原來他逗留在英國的原因，是為了印刷他翻譯的塞川納語（Sechuana）新約聖經。以後，福音進展甚為迅速，多人歸主。批評他的人，才了解摩菲穩健而近於獨裁的策略，是有原則和遠見。
　　 在摩菲的福音站附近瑪保薩村（Mabotsa）有獅子為患，吃掉了許多牲畜。迷信的土人，相信那些獅子有邪靈附身。李文斯敦不僅要為居民除害，還要為他們破除迷信。於是他召集了村民去獵獅。他們發現有幾頭獅子，在大石上休息。李文斯敦用雙管獵槍，揀那群中最大的一頭雄獅，把雙管子彈都射中它。當重新裝填子彈的時候，那受傷狂怒的獅子猛撲過來，咬著李文斯敦的左臂。一名土人信徒麥保維（Mebalwe），向那獅子發射了一槍，沒有發火。獅子轉而撲向麥保維，咬傷了的大腿；又咬傷另一土人的肩頭，然後忽然倒在地上死亡。
　　 他左臂上的傷痕，需要長久休養才漸漸痊愈，但其功能始終沒有完全恢復。李文斯敦只得改用右手舉獵槍，左手扳機。
　　 1845年六月二日，三十二歲的李文斯敦，同摩菲的長女瑪麗（Mary Moffat）結婚。瑪麗像丈夫一樣的能夠吃苦，為主勇往無畏。有時李文斯敦顧及妻子的安全，不知她能否適應叢林生活。瑪麗說：“你難道忘記了不止百次說過：‘不問何往，只要向前’？我是宣教士的女兒！”這樣，在婚後三年之內，他們三遷其居：不是為了選擇更好的社區，而是每次都更北上，深入不可知的非洲內地。他們在蠻荒中，在蠻荒中生活，也生下了孩子。
　　 李文斯敦不僅是順口說愛，而是關心土人福利，作他們的朋友。李文斯敦的宣教心志，照他自己所寫的：

我心目中的宣教事工，不同於那些憂鬱類型的人，臂挾著一本聖經。我勞碌作磚和泥，打鐵，作木工，同時講道並醫療。我覺得不是自己的人。當我為跟我的人射獵一頭野牛，或仰觀天文，都是事奉基督。靠神的恩助，我盼望所採集的資料，能夠造福非洲人，使他們有前所未有的豐盛。

　　李文斯敦為天國而忘家，他的眼睛一直注視更遠的地方。1852年，瑪麗的健康退步，為了安全和孩子們的教育，他只好讓瑪麗帶著孩子們回到蘇格蘭，因為他去的環境，實在不適於家庭。一個女兒已在那裏夭折；現在所剩下的四個孩子，三子一女，最大的長子羅柏才只有六歲，要變成跟父親隔絕遙遠的“孤兒”。那離別實在不是容易的事。那離別竟長達四年半之久，直到1856年李文斯敦回國，才有短暫的相聚。
　　 1853年，李文斯敦從事六千哩的窮荒之旅，歷時四年，從西岸的大西洋，到東岸的印度洋，橫越非洲大陸，到從沒有白人腳蹤踏過的地方。但那不是淘金，也不是獵名；在以後出版的日記中他寫著：“我最高的目標，是關係基督的國度，沒有別的比這更重要。”此行他發現世界最大的瀑布，命名為“維多利亞瀑布”。
　　 在這長途疲勞的旅行中，他身罹疾病，冒有些土人部族的反對，野獸侵攻的危險；但他堅持嚴守自律：探險觀察，研究語文，採集資料，寫有系統有價值的科學報告，持續他著名的日記，出版後贏得廣大的名聲。
　　 1856年，李文斯敦第一次返國度假，受到英雄式的歡迎，並獲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頒授金獎章，牛津大學贈授給他榮譽博士學位。
　　 維多利亞女王（Victoria）在伯金漢宮，單獨接見李文斯敦。女王說：“讓我仔細看看大英帝國最有名的人。”
　　 他說：“女王陛下，至少在我回去的時候，我可以對非洲的弟兄們說：我見到我的首領了。因為他們不肯相信，我從來沒見過首領。”
　　 “現在，你見到我了。你想，他們會怎樣問起我？”
　　 “那不難想到。他們定會問：一位偉大的酋長，該有多少頭牛。”

　　當他留在英國的時候，出版了其在南非的宣教旅行和研究（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），成為暢銷書，初版一萬二千本，在數小時之內，就被預約者取光。以後的情形，是印刷廠能印多少，立即售賣一空，一共售出七萬本之多。他的書，堅定了信徒的信心，激勵宣道熱誠，並對科學及疾病研究有重大貢獻。在英國期間，版稅的收入，紓解了他家庭的經濟困難，也增加了一個幼女。
　　 他不是像今天那些“缺席的父親”。他知道也感受自己對家庭的虧欠，儘量用滿有柔情的書信補償。他的價值觀也影響了下代：他的兒子羅柏（Robert），不喜讀書，跑到美國，參加解放黑奴的內戰，入伍在合眾國的軍隊中，於1864年受傷被南軍俘虜死亡，是了為信從父親持守的種族平等信念，而壯烈殉身，年紀不到十九歲。
　　 李文斯敦不採取固有的宣教公式，而主張全人的宣教，關懷人的生活，不像個傳統“全時間”的宣教士，人看他是探險家，甚至是冒險家。雖然他受按立牧職，所到的地方，必定要舉行宗教聚會，自己有規律的屬靈生活，但他們寧接受有“專業”之名，而不全時間宣教，或實際上甚少宣教的人，卻視李文斯敦為非我族類。而他持守嚴格的原則，不隨便給人入教，也編織不出動人的報告和數字。而他不耐煩差會的繁文縟節，比政府機關還無效果。結果，導致他的退出倫敦宣教會。
　　 但英國到底還有同他異象的人。1857年，李文斯敦應邀於劍橋大學演講，在他號召下，成立了牛津劍橋大學非洲內地宣教會。皇家地理學會頒贈他院士。堅定支持他的人中，有首相帕謨斯敦（Henry John Palmerston）和女王的丈夫亞伯特（Prince Consort Albert）。
　　 1858年三月，李文斯敦成為英國的領事，領導英國政府支助的探險隊。並一艘內河船，名為“媽-羅柏”（Ma-Robert），意思是瑪麗－－羅柏的母親。後來，發現那船的功能不佳。而響應他呼召的人，並不都有神的呼召；有的缺乏宣道熱誠，不能達到與李文斯敦同行的標準，有的不能吃苦，中途退去。大學宣教會以失敗告終，也引起人的批評。但他忠誠的朋友皇家地理學會的穆契生（Roderick Murchison）和帕謨斯敦首相對他堅定支持。第二次更進的行動，由穆契生集資，政府付出相對數目；而李文斯敦大學時代的朋友楊格（James Young）爵士，因為發明了石蠟（paraffin） 獲得專利，而非常富有，願意出與二者相合的對等資金。但人力資源仍然是問題。
　　 另一個問題，是李文斯敦的高尚原則，沒有人真正了解：他同土人友好，批評販奴業務，引起殖民地和外交圈內人的不滿；帕謨斯敦去世後，政府支持也終止了。但他以自己版稅所得，並加上忠誠朋友們支助，繼續進行。
　　 1862年，瑪麗再度在尚比梓（Zambezi）與丈夫重聚，但不久就逝世了。新鰥的李文斯敦，並沒有時間悲傷，於1864年，短暫的回到英國，把孩子們交託朋友照顧，1866年一月二十八日，自己回到非洲，更奮勇的投身深入非洲腹地。
　　 從1866至1871年，外面的文明世界，沒有人見過他的身影。1867年初，一名僕人帶著他寶貴的醫藥箱逃走。越深入非洲腹地，人數越減少。出發的時候，有六十名土人力伕，在六個月後，剩下十一人。最後，在身旁只有朱瑪（Chuma）和蘇西（Susi），和另一個人。真是像保羅的晚景：“沒有人前來幫助，竟都離棄”（提後四：16）。但他不顧一切，繼續往前推進，發現新的地理疆域。後二年多，外間連他片紙隻字的消息也沒有。有些人造出謠言，說他已經埋骨蠻荒。
　　 李文斯敦的探險，成為神話故事般傳開。紐約前鋒報派出他們年輕的記者司坦利（Henry Stanley）遠去非洲，探察李文斯敦的消息。但李文斯敦的蹤跡杳然。
　　 最後，他追查得李文斯敦曾在烏濟集（Ujiji）。但派去送信的使者卻是一去不返。當他到了那裏，他和隨行的人及嚮導，大吹號角，鳴槍慶祝，使鎮上居民震驚。在混亂中，司坦利聽到一個聲音，用英語喊著說：“How do you do, Sir!” 原來是李文斯敦差來聯絡的僕人，去迎見那高舉美國國旗的旅隊。
　　 1871年十月二十三日，當司坦利走近的時候，他看見那鬚髮斑白的探險宣教士，戴著海軍便帽，穿著紅色毛織上衣，已經病弱不堪，還活著，在那裏等他。
　　 懷著敬畏和驚喜心情的司坦利，在面對著那位偉大的老人時，竟然不知該怎樣問候。他說：
　　 “李文斯敦博士，我猜想你是？”
　　 回答說：“是的。你給我帶來了新生命。”
　　 司坦利跟李文斯敦同處五個月。他見證李文斯敦：“是一個真正的虔誠人，有深在的真實宗教…真誠的，實踐的宗教，從不錯過靜默實在表現的機會，卻從不張揚誇耀。如果不是用行動，就是光明的榜樣。”他自己說：在沒有見到李文斯敦以前，是“對宗教懷有成見，如同倫敦最惡劣的不信者。”
　　 1872年三月十四日，司坦利同李文斯敦握別，動身前往英國，成為一個完全改變的人。他不僅接受了福音，也對非洲黑人變得友好；他所寫對李文斯敦的報導，感動了許多人繼起到非洲宣道。
　　 李文斯敦拒絕了司坦利要他離開非洲的要求。有了司坦利給他的補給和醫藥，李文斯敦以衰弱之軀，繼續孤軍奮進：要尋得尼羅河的源頭，和廢止販賣奴隸。他同疾病掙扎，多時要靠人抬著走，在泥濘叢林中行進緩慢。以前，他恨休息是浪費時間：他久患痔瘡大量流血，都以為沒有時間施手術割治；二十年來患泥沼熱病，他帶病勉強工作，以為樂觀和信心，加上努力工作，可以有助於恢復。現在，失血使他衰弱蒼白，雙足潰爛，只能在休息的間歇中，積聚些微力量緩慢前進了。
　　 1873年三月十九日，六十歲生日。李文斯敦的兩個女兒和妻子，已埋葬在非洲。他在禱告中再一次奉獻自己。在日記中這樣寫著：

我的耶穌，我的君王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；我再一次把我的全人奉獻給你。恩慈的父，接納我，應允我，在今年之內，完成我的工作。奉耶穌的名求。阿們。如此成就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衛．李文斯敦

　　他衰殘的身體，日弱一日。最後，已經不能自己行動。
　　 那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僕人於現在的尚比亞（Zambia）一間茂棚中的泥地上，發現他跪在小床前禱告去世。他曾多次冒險，面對死亡，最後終於為非洲燒盡自己的生命。
　　 他幾名忠心的僕人，其中有朱瑪和蘇西，是他十年前解放的奴隸，一直跟從他。他們把李文斯敦的心，埋葬在他所愛的非洲；用九個月的時間，把他的遺體用白布裹了，在日下晒乾；經過一千五百哩的漫長路程，抬去海港，再運到英國，前後歷時近一年。由雲萊特（Jacob Wainwright）伴守著遺體到南漢浦屯。當船靠岸的時候，皇家騎砲兵隊鳴禮砲二十一響致敬，全國哀悼。在許多穿黑衣的顯要群中，一名小黑孩子，手持一面牌子，上面寫著：“記念李文斯敦博士，非洲之友。”他的遺體已經辨認不出是誰，只有從他臂上被獅子所咬的傷痕，認出確是那偉大宣教士“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”（加六：17）。他已升天領取榮耀的冠冕，留下殘破的帳棚，安葬在衛斯敏斯德大教堂，墓銘刻著：

“三十年來他致力於教化土著，探測未發現的秘密，廢除中非洲破壞性的販奴貿易。”

　　這樣犯難受苦的一生奉獻，李文斯敦自己說：“我從沒有犧牲甚麼。當我們記念主離開祂父天上的寶座，降世為我們受死，我們不該談甚麼‘犧牲’。”又說：“我不知道愛我們的天父，最後如何使光照入黑暗，但祂知道，祂必作成。”
　　 但他只差二百哩，沒能發現尼羅河水的來源；英國政府全面禁止販奴，也是在他去世後一年實行。
　　 李文斯敦只領一名巴克溫酋長席其理皈信；但後來因為不肯放棄多妻而退後。他堅信只有促進貿易，肅除販奴，才可以使非洲福音化。
　　 但非洲記念這位“偉大的白人父親”。二十世紀非洲反殖民地風起雲湧，羅德西亞早已肅清了羅德（Cecil Rhodes）的印痕，改了國名，不願留下任何可恥的舊記憶。但有兩個非洲國家，都以李文斯敦命名他們的城市，尚比亞（Zambia）和馬拉威（Malawi）；馬拉威的首都布蘭台，更是取李文斯敦出生地的名字。這當然不是偶然的。
　　 在他離世的地方，現在世李文斯敦市，有個紀念館，陳列他的遺物；有一座巨大的銅像，面向著浩蕩的維多利亞瀑布。更重要的是，這“偉大的白人父親”的形像，深印在無數非洲人的心裏。那些開發黃金，鑽石，收採象牙的人，那些殖民地的軍隊，官員，不能長久征服的心，卻甘願的獻給了一名無兵無勇無錢無勢的蘇格蘭人。
　　 李文斯敦的心，埋在尚比亞中心的一棵 mupundu 樹下。到1899年，當地人因為那棵樹染病，把它砍伐了，鋸下樹榦上刻有“李文斯敦”名字的一段，運往英國。
　　 在1940年， 李文斯敦最晚的女兒也已去世，坦桑尼亞還有一個老人，記得李文斯敦：“他有三個妻子：一個是條河，名叫尼羅河；一個是反對奴隸制度；一個是宗教。”連一個阿拉伯人也說：“他是一位聖人。”
　　 1964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尚比亞共和國成立，地球表面上唯一基督教國家。他們的憲法上寫著：“我們人民宣告，本共和國為基督教國家。”在全國九百萬人口中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基督徒，且在增長中。
　　 耶穌說：“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”（約一二：24）